昨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对此，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认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放在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地位上，突出了城镇化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对于刺激消费、带动民间投资、积极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是城镇化制度安排的重大突破。当前，要在中西部地区实施不同于东部的城镇化战略，通过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要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实现其城市梦、安居梦和创业梦。
辜胜阻指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必须以城镇化发展为支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会成为引爆我国巨大潜在内需的引擎。本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我国经济中外需与内需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状况。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弥补了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需衰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经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中的短板，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应当看到，城镇化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未来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扩内需促增长的有效途径。
辜胜阻认为，城镇化发展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对于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主要是创造需求。城镇化在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以下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即使前三季度GDP增速达到了7.7%，但从内部结构上看，投资的贡献率达到94.8%，消费仅为51.9%，消费依然是国民经济的短板。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使农民变为市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总收入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按照目前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城镇人口将超过9亿，城镇化带来的城市消费增量足以创造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
第二，城镇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城镇化的推进将加速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的产业链条较长，产业关联效应明显，其发展能够极大的刺激投资需求。同时，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当前中国经济强劲的复苏主要是靠政府的投资，民间投资积极性并不高，积极启动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投资应当成为政策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城镇化与民间投资紧密相联，温州、晋江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主要就是靠民间投资带动的。民间投资也可以和公共投资合作共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北京地铁4号线以及杭州跨海大桥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民间投资都占到了相当比例。
第三，城镇化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壮大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也将减少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有测算表明，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印度就是通过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达到2.5亿人。
第四，城镇化有利于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所培养现代农民的大学校，农民工经过城镇化、工业化的洗礼，创业观念得到了熏陶，熟悉了市场规则，磨炼了意志，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本，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创业激情，具备了创业能力。因而通过城镇化，一方面使部分农民工，尤其是那些收入已经相当稳定，完全适应城市生活的私营企业主和技能型农民工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另一方面依托县城构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体制和机制，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让其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帮助他们在实现城市梦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和创业梦。
辜胜阻主张，要实施依托县城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稳步推进金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推动新型的城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中西部地区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东部三大都市圈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民工，但是大部分中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在中西部通过县城的发展实现城镇化。对于中西部的县城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50万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鼓励外出农民工返乡就地市民化可以减少大规模异地流动的社会代价。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大约为2.25亿，其中有1.5亿是异地流动的，带来留守儿童、妇女及老人等沉重的社会代价。
第二，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辉煌，那么未来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土地是农民沉睡的资本，允许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对于土地使用权抵押造成农民失地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问题可以在不完全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情况下得到妥善解决。这种抵押，只要稳步地推进，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创业的融资问题，能够推动城镇化发展。
第三，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的原因，大部分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产能，却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未来的发展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实行不同的政策。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