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开放的“体系”,更在于它是“核心”、基本、主心骨、精气神,是国之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定海神针。需要提炼出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讲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却讲不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不能强调它是兴国之魂,但“魂”飘逸不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但“髓”模糊不清;是融入全过程、贯穿各领域、体现到各方面的红线,但“线”杂而不精。
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先进性要放大为全民、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只能寓于其中,而不能因为其特别重要,就简单划一地取而代之,或形式主义地名而状之;
二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贯穿个人、家庭、种族、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冲突,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提炼“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坏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们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鉴于多数人要做的“常事”,就是勤勉做事,平实做人;要说的“常理”――让大家奉行的价值观,就只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追求对接起来,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三是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抽象统一起来。要研究“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这个链条中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给信仰、敬畏留下适当抽象的空间;
四是把革命性和道德性统一起来。中国人习惯“以吏为师”。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执政党的官员,更要以身作则,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五是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对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
六是要有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口号,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辗转反复,其中的不明之理,难言之隐,应倡之义,值得琢磨;
七是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产生,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尚在剧烈矛盾运动、变动调整之中,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尤其是核心价值,就难以定型。
因此,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当前,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新的探寻着,老的也不丢。对传统的东西,不妨“旧瓶装新酒”,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重新诠释。“实事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拿过来作新的解释,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标志。同理,“忠、孝、廉、节”四个字,今天同样可以强调:“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敬老感恩,报答社会;“廉”――崇尚廉洁,鄙夷贪腐;“节”――节俭奋斗,节制私欲。讲者容易说清,听者容易记住。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大先进,未必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也不失为当今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
二是局部明其个性,整体删繁就简。如: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政法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宗教界的核心价值观――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心诚扬善,崇顺尚和。
但各地方分别提炼,就要注意鲜明其个性,将共性要求寓于个性之中。例如,北京不妨表述为“在中国人面前,我就是首都;在外国人面前,我就是中国”;上海,则可将“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上海”藏头)作为选项。
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则要考虑上述七个方面的要求,尽可能删繁就简。中央党校有教授提出,可表述为“自然为友,家庭为根,社会为基,国家为上,以人为本”;或“共创,共富,共享,共和,共进”。我以为,不妨将“以国为重,以人为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作为选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鲜明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性质;其形成共识和凝聚力的基点,是人民群众。只有在全民族的每一个体的内心中滋生,能深入和内化到个体、能成为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成为“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形散神不散”地“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的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提炼社会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